關稅成為美國實現一系列目標的首選工具。特朗普政府官員史蒂芬.米蘭認為,美國長期承擔全球防禦保護傘的責任、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等,這些負擔成本高昂。關稅是重新調整負擔分擔機制的一種手段,美國政府利用關稅進一步獲取貿易優惠、直接投資、甚至是資金遷移,從而獲得補償。同時,關稅也被美國用作脅迫合作夥伴、影響其非經濟政策的武器,例如驅逐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販運。此外,減少貿易逆差已經被美國置於國家安全的高度,關稅則是幫助消除逆差、振興美國製造業、增加稅收和施加外交政策壓力的直接工具。
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僅六個月,已經對全球產品徵收10%的關稅,對鋼鐵和汽車分別徵收50%和25%的行業關稅,並對各個國家不均衡地徵收高額「對等」關稅,與每個貿易夥伴進行雙邊談判。這些政策背離了原有的貿易規則和秩序,保護主義達到了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亞洲的未來也陷入高度的不確定中。
日本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美國對日本出口商品(包括汽車及其零部件)的關稅從最初宣布的25%降至15%,汽車和零部件是美日貿易乃至日本經濟的重要部分。金屬關稅依然在50%,對於即將根據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232條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特定產品徵收的關稅,美國向日本保證不會給予日本比其他國家更不利的待遇。需要注意的是,雙方並未發布任何聯合文件,僅各自發布了情況說明書,但解釋上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在550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問題上,該基金將用於對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例如半導體、人工智慧、製藥、鋼鐵、造船、汽車和關鍵礦產。白宮文件和美國官員的評論認為,日本向美國轉移5500億美元,用於投資美國指定的項目,利潤九成分配給美國。而日本對這筆資金的解讀則是,日本政府金融機構向投資上述領域的私人企業提供股權、貸款和貸款擔保。經過進一步談判,9月4日兩國簽訂諒解備忘錄,詳細規定了投資項目的篩選程序,以及在項目貸款償還期間雙方各佔一半利潤的原則。由於美國保留在投資基金實施過程中出現分歧時提高關稅的權利,因此這項貿易協定並未消除日本的風險。
台灣的經濟安全也深受美國政策影響。台灣的出口優勢在於ICT產品和半導體,這些產品在232條款的制裁之下。2024年台灣對美出口近80%都在232條款調查的範圍內,今年8月,美國威脅對半導體徵100%的關稅,但承諾在美國生產的企業可以豁免。此外,台灣在東南亞的製造業供應鏈也受到了影響,因為美國試圖防止中國產品通過轉運到第三國來規避關稅。美國針對中國的政策,進一步擠壓了長期在美國兩國都有業務的台灣企業。東南亞面臨著與台灣相似的關稅水平,使得台灣製造商向東南亞轉移供應鏈布局的成本效益降低。面對不確定,台灣自2023年以來大幅增加了對美投資,尤其是半導體投資,這正在推動台灣對外投資格局的轉變。資本、人才和技術的外流加劇了人們對台灣半導體生態系統將會衰弱的擔憂。與日本不同,台灣在亞洲沒有正式的安全或戰略聯盟可以依靠,而且被排除在多邊貿易框架之外。如今,台灣發現自己正沿著一條日益狹窄的走廊前行,被華盛頓和北京高聳的地緣政治壁壘所束縛。
美國原本意在削弱中國在製造業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但隨著亞洲其他地區也受到美國的關稅衝擊,企業原本采取的「中國+1」策略(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也不再可靠。越南等很多亞洲經濟體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限制了華盛頓升級貿易戰的力度。中國在應對美國針對性貿易措施方面的表現遠超預期。在美國的敦促下,一條以美國為中心、服務美國市場的供應鏈,或許在美國盟友的支持下成為現實;而當前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 - 與東南亞相連 - 則服務於全球南方國家。如果亞洲經濟體希望重新獲得自主權,就必須優先考慮區域和跨區域合作,建構平行的經濟和安全韌性結構。《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師 艾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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