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的女孩】記者變成被報道者？日本#MeToo第一人：我們不再沉默

有種生活

TEXT:Yan LawPHOTO:網上圖片

18/10/2019

　　談及性，尤其是涉及性侵、性暴力，大部分人都認為是恥於啟口的。

　　上周ViuTV劇集《假設性無罪》首集開播，女主角林梓慧（王敏奕飾）選擇勇敢發聲，公開控訴上司何英傑（梁漢文飾）性侵自己，惟何英傑矢口否認，更堅稱是對方造謠誣蔑，讓事件陷入「羅生門」。

（截圖自《假設性無罪》）

　　同類的事情，原來也在現實中發生。2015年4月3日，當時年僅二十五歲的女記者，與同業知名前輩因商討工作簽證問題而相約吃晚餐，不料竟遭對方下藥迷姦。幾經思索後，她決定提出刑事指控，但由於缺乏暴力性侵證據＃，加上對方強大的社會背景和人際關係，最終訴訟被駁回，至今仍未能成功起訴。

　　＃根據當時日本的法律規定，強姦的定義為：「陌生人對你進行攻擊，你予以反擊並在過程中受傷」，即受害者需要證明他們有過拒絕的反應（如哭喊著呼救），否則法官會推定為「同意發生性行為」而不構成犯罪。

　　2017年5月，她召開新聞發布會，將自己的故事公開；同年10月，她以本名出版了記述這段經歷的紀實作品《黑箱》。「我不是去敘說已經發生的事，而是關注未來的行動：如何才能避免發生這些事情？若不幸發生，該怎麼做才能夠得到幫助？」

　　這個她，到底是誰？她叫伊藤詩織，是日本第一位公開樣貌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促使日本修改一百一十年不曾改變的《強姦法案》的人。

伊藤詩織為性侵事件拍攝BBC紀錄片《日本之恥》，希望能讓更多人關注日本的性侵問題。（截圖自《日本之恥》）

「我相信講述，也相信真相，所以我深愛著我的事業。」

　　尋求真相與彰顯公義，是每一個記者都渴求的事，尤其對同時是受害者的伊藤詩織來說，更是如此。「我們已經搜集了DNA作為證據、我們調取了監視器拍攝的畫面、我們找到了當晚的的士司機，他也作證說我是被拖入賓館的……法院分明發了逮捕令，可是行動卻被警方高層叫停……很多人都懷疑當時有權力介入，因為性侵我的那個人曾經為首相寫過兩部自傳，他是如此深入地涉足到政治權力的世界。」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伊藤詩織失去向日本媒體講述真相的希望。

美軍女兵Carri Goodwin因向上級舉報性侵事件而被開除，回家五天後酗酒致死。美國攝影Mary F. Calvert拍下了她生前所寫的其中一頁日記。（圖源：Mary F. Calvert）

　　於2016年，在「世界新聞報道攝影展」上，伊藤詩織看到美國攝影師瑪麗·F·卡爾弗特（Mary F. Calvert）的作品。「她長期追蹤報道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性暴力發生之後的經歷。她用鏡頭捕捉了性侵受害者『掙扎求生』的許多個瞬間。」其中最讓伊藤詩織深受觸動的是，瑪麗拍下了美軍女兵凱莉·古德溫（Carri Goodwin）被上司強姦後所寫的其中一頁日記，「她畫下手腕被刀片割破、鮮血直流的圖畫，旁邊還寫上『要是真這麼容易就好了』。」那份想要死掉的絕望感，伊藤詩織完全能夠體會。

「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時，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如果我選擇了自殺這條路，受傷的只會是我的家人。」伊藤詩織說。（圖源：Mary F. Calvert）

　　還有一張照片是，凱莉的父親在女兒酗酒致死後，仍沒有改變過她房間的樣子，就像她從未離開過一樣。「因為這兩張照片，我感知到凱莉的痛苦、感受到這位父親的掙扎，也重新感受到新聞和真實的力量。」伊藤詩織如是說。

「假如沒有人能談論性侵，那我就用我自身的經歷做例子好了。但我多希望我不必這麼做，因為作為一名記者，談論自己是多麼不符合新聞價值的事，但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法。」

　　2017年5月，伊藤詩織決定現身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同時宣布已向檢方的審查機構提交覆議申告書，成為日本史上第一位公開長相、以本名告發職場性侵的女性。6月8日，日本眾議院將百年來未曾更新的《強姦法案》修改，把監禁刑罰由三年加至五年，男性也可作為強姦案的控告方。日本政府亦花費一百萬英鎊成立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會，並在四十一個轄區設置強姦危機中心（按照國際標準，每二十萬人就應該設置一個強姦危機中心，那麼日本應該建設六百三十五個）。

　　然而，日本法院還是駁回伊藤詩織的訴訟，並指「檢察官對此案的判定正確無誤」。同年10月，她將自身經歷寫成《黑箱》，期望繼續引發社會對性侵的關注和探討。

伊藤詩織在人前勇敢道出自己被性侵的經歷，只希望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那些與我有相同經歷的人，變得愈少愈好，我不願任何人再體驗這份痛苦。」（截圖自《日本之恥》）

　　在此同時，伊藤詩織開始收到大量匿名謾罵和人身恐嚇，連家人的照片也被發布到網路上。她甚至被日本的主流媒體調侃，說她不過在用身體騙取工作，提醒男性要小心像她這樣危險的女人。當時伊藤詩織嚇得連門都不敢出，即使出門也要喬裝打扮。但當有人問她會否後悔時，她堅定說自己仍會選擇站出來，最大的理由是：「我是一名記者。」

　　漫天的謾罵嘲諷，也讓伊藤詩織發現，社會對性侵受害者只有一種固有印象：必須看起來淒慘弱小、無法好好說話。「性侵的傷害是很內隱的，不像其他的暴力行徑會造成明顯外傷，譬如斷了骨頭、鼻子歪了、流血等。肉眼看不見，不等同傷害不存在，傷害就是在那裏，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她又因有人投訴性侵受害者不可能冷靜地講述受害經過，所以特意向精神科醫生諮詢過有關問題，並發現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的傷害時，很多時都會採取一種輕描淡寫的態度，就像平時跟朋友聊天似的。這種情況叫「解離」，同樣也會發生到遭受性侵的人身上。

　　2017年，伊藤詩織因受不住媒體和網路輿論的騷擾，決定搬到英國生活。不過她並沒有放棄發聲，並於翌年與BBC合作拍了一套關於日本強姦文化的紀錄片《日本之恥》，繼續透過媒體鬥爭。「我選擇BBC，是因為他們有能力把這事傳播回日本。」皆因她由始至終仍期望，能夠替日本性侵受害者打造可以安全訴說、獲得支援的環境。